康熙皇帝六下江南，前后跨越二十三年时间。目的不是游山玩水，而是一为河防、二看民情、三查吏治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朕仅念河防，屡行亲阅，凡自昔河道之源流，治河之得失，按图考绩，靡不周知。”“为百姓阅视河道，咨访闾阎风俗，非为游观也。”因此便给自己规定说:“便道 至浙江观风问俗，简约仪从，杂员不设，随从者仅三百余人。”据有关资料说,康熙在巡视堤堰时，沿途皆设营帐，不建屋舍，地方大小官员不得迎来送往、不得收受礼品贿赂。一经发现，便“以军法从事”。

1683年的中秋节，康熙皇帝收到了一份海上捷报:施琅收复台湾!“明月中秋节，执书海外书。自今天汉下，万里烟云开。”所有战争的烟云都消散了，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，致力于他的下一个目标:“治河兴农”。

当时全国经受了半个世纪的战乱，朝廷没有时间、精力、钱粮来治理河道，因此水患不断。在康照宫殿的柱子上，刻有一条幅，上面写着:“治河、兴农、三藩”，因此这是他日日夜夜想要解决的事情。所以三藩刚一平定，台湾被收复的次年，即康熙二十三年，公元1684年。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。

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解决“黄淮冲决为患”的问题，寻求治河方案，途径直隶(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一带)、山东、江派，最远到达苏杭。御船到达江苏宿迁的时候，康熙为了祈祷人民免遭洪洪水的侵袭，决定在此地建造一座安澜龙王庙，供奉大禹王、东海龙王与五湖四海神的塑像。

第二次下江南，是在康照二十八年(1689， 龙舟僧运河到杭州，最后由山东返回；第三次下江南是十年后一康熙三十八年 ( 1669，“亲乘小舟不难水险，各处周览，查看了解水惠原因”；第四次下江南是在康照四十二年(1703)，旧地重游，再次查看了高家堰、徐家湾、程家坝等堤岸维修加固后的工程运行情况；第五次下江南，时隔两年，再到山东济宁；第六次下江南是康熙四十六年(1707)，视察了溜淮河套后到达杭州，四月后返回京城。

宋代以来，黄河水患久不能治，自顺治到康熙初年，黄河大堤决口就达八十余次。宿迁以东，山阳(今淮安市)、高邮、宝应、盐城、兴化、泰州、如皋等七个州县均是一片汪洋。东南每年有四百万石漕粮要北运，也因为河患而不能运输。康熙对此早以重视，所以，在第一次南巡时就亲自到工地上去观察;第三次南巡时还亲自乘小船，到各处去调查。登岸后又亲自用水平仪测量水情。经过多次调查研究，使他了解到了山阳、高邮等七州县的被淹是因为洪泽湖的水位比黄河低的缘故，洪水来，河水倒灌入湖，使湖水水位抬高，造成水患。他就下旨治河要以疏浚河道为要，同时又要两岸筑堤，约束河水。经他多次实地指点谋划，使治河工程逐步收到了成效。黄河的水也可畅通地流入大海，不再倒灌了。虽然以后黄河河道仍有决溃的，但在康熙年间，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康熙和乾隆，既是清代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又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家。康熙学识丰富，精通多门科学，他的书法，功底深厚，工稳遒健;乾隆广通博学，一生写下万余首诗，他的书法潇洒俊逸，入目耐看。由于淮安在漕运和治河中的重要地位，使得这两位皇帝与淮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们多次南巡，驻跸淮安，褒奖官员，赋诗感怀，留下许多墨迹，地方志书中对此多有记载。如康熙四十四年南巡，为位于清江浦河北岸的觉津寺题写了画额;位于大河口的惠济祠(即奶奶庙)，“乾隆二十一年， 圣驾南巡，谕令前监督高恒重修，叠赐御书诗文联匾，勒石建亭，金碧辉煌，高峙雄观”等等，以上墨迹均已不存。至今淮安可以寻访到的康熙、乾隆题字、题诗的碑刻尚有十八通。其中，存于楚州勺湖公园内两通，其一为康熙四十二年，皇帝南巡，为进士、河下“一箦园"主人刘忍庵(谦吉)题写的匾额“雪作须眉" ;其二为乾隆壬午仲春南巡赐漕运总督杨锡绂的诗碑。存于三河闸管理处两通:其一为乾隆十六年(1751)南巡老五坝塘诗碑，其二为惠济寺乾隆诗文碑。存于淮阴区码头镇两通:其一为位于惠济寺原址的乾隆丁丑春二月御题诗文碑，其二为1226年出土的乾隆渡费河诗碑(在平成台)。存于清晏园(河道总督署留园)内十二通，其中，康熙御碑“淡泊宁静”，系康熙帝御赐河道总督张鹏翮的手书勒石。张鹏嗣系湖广麻城人，康熙三十九年( 1700)接任河道总督，在位九年，康熙曾赐其御书《河臣箴》、《淮黄告成诗》及“淡泊宁静”额，前两幅御书勒石现存于山东济宁。乾隆帝御书勒石十一通，分别是乾隆为淮扬道白钟山御书五言诗及额二通;为河道总督高斌御书“绩奏安澜”及贺高斌“七十辰诗”等四通;为河道总督高晋(高斌侄)御书五言诗及额、“底绩宣勤”等三通;为河道总督李奉翰御书“保障”碑(文不全)、戒勉碑两块。这十二通碑刻当中，康熙的“淡泊宁静”碑、乾隆的“底绩宣勤”碑、“绩奏安澜”碑及御赐高晋五言诗碑，文字皆清晰可辨，勒石亦细致精到，行楷俱佳，一显书法大家风范。在清晏园，还有一通道光御碑，是道光元年皇帝召见淮扬道黎世序的赐诗勒石，从书法角度看，则比康、乾二位皇帝要逊色得多。